第四百三十六章 春秋有鲁、梁之绨旧事_朕就是亡国之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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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百三十六章 春秋有鲁、梁之绨旧事

  土司之间的争斗是极为残酷的。

  朱祁钰也是听冉思娘说起了过往才知道,贵州土司之间的争斗,如同军阀乱战一样,用李宾言的六等秩论,贵州土司之乱,就是二等秩军头共主。

  冉思娘他们家这支分支世代行医,名望在云贵黔很高。

  但是不擅长作战的他们,很快就被播州杨氏所吞并,土司冲突中,冉思娘的父母和冉思娘走失了。

  这种走失,冉思娘的父母,极大的可能是已经死在了山涧之中。

  冉思娘说起的时候,并没有多少悲伤的情绪,因为在那里,每天都在死人,死亡甚至算得上解脱。

  或者说,已经过了那个痛不欲生的时刻,她已经学会了接受。

  朱祁钰并没有逼迫冉思娘立刻结束手中之事,而且朱祁钰也不打算让冉思娘结束。

  讲医堂现在有了女医倌,慢慢来便是。

  左鼎、练纲两个人的致仕奏疏递了上来,王直依旧在极力留住这两个人,为他们求情,贴条的理由依旧是左鼎手、练纲口。

  尤其是左鼎的心狠手辣,是王直最欣赏的一个点,他依旧希望左鼎能够留下来,作为反贪抓腐的鹰犬。

  低薪滋生腐败,高薪不能养廉。

  治理腐败,就得重拳出击。

  大明不再默认贪腐,提高官员待遇的同时,就是高压反腐。

  这种反腐烈度,必然需要左鼎这样的人。

  王直的意思很明确,这么放了左鼎,那不是浪费了国朝科举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了吗?让他戴罪立功。

  朱祁钰不喜欢这两个人,他亲自教谕,告诉他们不要乱来,依旧要在奉天殿弹劾王直,若非胡濙留了一手,把刘吉拉回京师,来了个牵连扩大化,左鼎和练纲几乎就要成功了。

  王直求情,朱祁钰又也不能不理。

  “送到李贤手下反腐抓贪吧,正好南衙一左一右。”朱祁钰想到了一个主意,既然要戴罪立功,外放为官,送去南衙,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。

  南衙十四府,现在被拆分之后,依旧不太忠诚,朱祁钰决定送两个酷吏过去。

  左鼎、练纲到底是徒有虚名,还是真才实干,扔到南衙锻炼个一年半载,就彻底清楚了,反腐抓贪,去南衙,正正好。

  很快邸报就开始刊发,而万言书再次引发了剧烈的讨论。

  公车府诣阙上书作为一种制度,历经汉唐近千年的发展而逐渐完备。

  从统治者出于权力的彰显和证明王权正统性角度讲,天子与百姓的沟通是天人合一、圣人掌神器的治国理念的体现,是天子与诸多阶级沟通关联的重要纽带。

  千年来,天子不断加强与百姓的沟通,如唐时四色匦的设置与不断完善,既是皇帝为巩固其地位作出努力,也是吏民实现自己某种意愿、诉求的重要方式。

  公车上书,常出现在对前朝经验教训的吸取时,或是当下统治形势不稳时。

  大明经历了土木堡之变,又开始小心翼翼试探调头的时候,公车诣阙,上书正君道臣义,就变成了一种众望所归。

  这种广泛的讨论,对于朱祁钰而言,是乐见其成。

  总结利弊得失,调整政策方向,改变大明的局势。

  什么时候这种自我纠正的能力,就会消失呢?

  在党祸盈天的时候。

  党祸盈天的时候,朝臣们会围绕着两个似是而非的目标,为了自己的利益,开始无论对错的攻讦。

  亡国四祸,君出、虏入、播迁、党祸。

  比如北宋末年,两个皇帝被抓走了,泥马南渡,南宋朝廷,依旧在主战、主和之间,反复的横跳。

  比如明朝末年,崇祯自杀,南明朝中,就是党祸盈天。

  这段因为李宾言在南衙抓捕奸商而起的公车诣阙,在《谏治国君道臣义疏》邸报刊发之后,终于落下了帷幕。

  朱祁钰对结果非常满意,事情并没有因为一些既得利益者的私欲,变得更加糟糕,毕竟大明朝此时并未有党祸。

  为什么没有党祸呢?因为于谦作为执牛耳者,压根不想挑起党祸,架空皇帝。

  于谦手里拿着本奏疏,满是笑意的走进了聚贤阁,走到了一楼的御书房,行礼说道:“臣参见陛下。”

  “免礼,坐。”朱祁钰放下了手中的一封奏疏,笑着说道:“于少保今日不研究西域了?”

  于谦笑着说道:“陛下容禀,臣为襄王利柄轻重论而来。”

  朱祁钰笑着问道:“于少保对襄王的轻重论,有何见解?”

  于谦坐下之后,喝了口茶,看到兴安也在,也就没了下棋的兴致,笑着说道:“陛下,春秋有鲁、梁之绨旧事,不知道陛下闻否?”

  朱祁钰点头:“略有耳闻,不得甚解。”

  于谦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:“前日,金尚书朝天阙曰:鼓励商贾前往倭国贩银,以供国需,太仆寺夏衡曰:以再增互市给马银,以弱鞑靼、兀良哈之势,此亦乃襄王利柄大论。”

  “齐桓公有一天对管仲说,鲁国这个地方,对于齐国而言,是重要的粮仓,就像是蜂的螫针,和齐国相辅相成,却分为两国,想要打下鲁梁,有什么好办法?”

  “管仲说:简单的很,只要王上穿绨衣即可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,王上穿绨衣,则齐国天下皆穿绨衣。”

  “齐桓公虽然不明白,但是却答应了下来,开始穿绨衣。”

  朱祁钰坐直了身子,于谦的说法引起了朱祁钰的好奇来,他点头说道:“齐国大,鲁国小,鲁国擅织绨,齐国有需,这样一来,鲁国上下便都是织绨,而不种田了。”

  “然也。”于谦继续说道:“齐鲁两国,往来商贾皆贩帛为生,后来管仲看火候差不多了,关闭了边界,二十四月,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;三年,鲁梁之君便投降了。”

  朱祁钰倒是看到过这个典故,有些疑惑的说道:“那齐国不收绨,鲁国百姓继续种田便是,为何会闹到亡国的地步呢?”

  于谦低声说道:“陛下啊…由俭入奢易,由奢入俭难,齐国不收绨,多少织户无以为生,又不想种田,只能奔逃齐国。”

  “关键的产业被控制在别国之手,则是将生死掌控在他人的手中啊。”

  “鞑靼、兀良哈的畜牧,倭国的银矿皆是如此。”

  “此乃利柄。”

  朱祁钰陷入了沉思之中,于谦的这番话并不难理解,控制其国家经济命脉,在攻伐之时,突然给予重创,其国百姓逃亡,大军再至,就更容易攻打了。

  于谦总结性的说道:“绨重谷轻,齐灭鲁国,就是这轻重之术,亦请战衡,战准,战流,战权,战势,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者也。”

  管仲经济战把鲁国玩崩了,大明此时如同齐国一样,可以利用经济战最大程度上的削弱敌人,然后以战取胜。

  “利柄轻重,好。”朱祁钰不住的点头。

  于谦继续说道:“襄王殿下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他解释了一个之前我们未曾解决的问题,盐铁议中,陛下曾经提到过谷租,藁税,乡部私求,民弃本逐末,耕者不能半。”

  “百姓为什么不肯种地呢?其实在苏松一些地区,也出现了这种耕者不能半的情况。”

  “襄王殿下说,一个农民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三倍收成,那么他就懒得种地,如果不能收获本钱的两倍收成,则百姓则会丧乱,稍有征敛,必然引起百姓暴乱和起事,如果人民暴乱之后还施之以刑罚,那就是残杀百姓,即所谓的摲民。”

  朱祁钰自然看到了襄王的这段论述。

  如果说苏松地区富硕,百姓们不肯种地,但是在贵州,百姓也不肯种地,这就很奇怪,襄王在认真研究后,得出了的结论。

  研究云贵百姓起事不断,是襄王在云贵川黔的重要工作,而襄王大约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
  收成太低了。

  苏松地区是因为种地的劳动报酬不如去做工,那么贵州等地方不肯种地,则是种了也没用,没啥收获,稍微有点天灾人祸,自然是起事不断。

  如果百姓起事,那是君主失道于天下,如果平叛之后,皇帝还要追罚,那就是摲[chàn]民,是虐,是失道,是丢了天下也活该。

  襄王就是这么说的,他的利柄轻重论,可不是一味的谗言,而是有很多的规劝。

  只要不是要命的事儿,襄王还是很敢说的。

  也真的有这么干的,比如宋徽宗平定了方腊起义之后,就开始了恐怖的十抽一杀令,要以杀止暴,最后失道天下,丢了江山。

  于谦感慨万千的说道:“《管子》曰:事再其本,民无米(火亶)者卖其子。三其本,若为食。四其本,则乡里给。五其本,则远近通,然后死得葬矣。”

  “轻重不调,无米(火亶)之民不可责理,鬻子不可得使,君失其民,父失其子,亡国之数也。”

  这也是襄王表达的观点,就是事有轻重,百姓起于阡陌丧乱,为上者应该考虑下是不是政策出了问题,如果君王失去了百姓,就是亡国之君了。

  “有理。”朱祁钰十分赞同朱瞻墡的观点。

  所以福建有百姓起于阡陌之后,朱祁钰将其过错归咎在了有司,最终将宋彰等人斩首示众,佐以农庄法,恢复生产,还免了一年的正赋,让百姓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。

  朱瞻墡、管子、于谦等人所言,朱祁钰所做,其实都是这个道理。

  于谦继续说道:“而且襄王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,他还在思忖计省存在的必要。”

  “襄王的意思很明确,土地、人丁、常费、货币、乡野、谷物,都要有统计,不懂得统计统筹,想要主持国家,是万万不可能的。”

  “管子将其定义为山国轨,曰:田有轨,人有轨,用有轨,乡有轨,人事有轨,币有轨,县有轨,国有轨。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,不可。”

  朱瞻墡的论点和管子的论述中多有相似,但是又不太一样。

  管子在《山国轨》之中,十分推崇「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」,但是朱瞻墡则认为利柄才最为关键。

  无论多少也要征税,否则就没人去管理了。

  比如朱瞻墡在贵州就对三七、金不换等药材进行征税,而且抽分六分,和市舶司无异。

  但是这笔钱朱瞻墡都留在了贵州,对三七、金不换等云贵药材的种植进行育种,再定期把培育好的种子,以低价卖给百姓。

  在朱瞻墡眼中,税赋是利柄实现的重要环节,如果不收税,则无人治、更不能治。哪怕是征了税,再退回去呢,也不能不征。

  朱瞻墡对钱不是很在乎,他一辈子都没在意过钱多钱少,他认为这是权力的一部分。

  朱祁钰笑着说道:“襄王的利柄轻重论,大有可为啊。”

  “襄王治贵,日后必然也是一桩美谈。”于谦喝了口茶说道:“陛下,今年会试添了《算学》,能不能添一门《管子》,不计好坏。”

  算学在秋闱之中,依旧不算成绩,但是到了景泰五年的会试,也就是选拔进士的时候,《算学》已经算成绩了。

  这一点上,国子监的禀生和翰林院的翰林们,深有体会,吴敬作为数学老师,日考月考,天天考,已经把他们考的外焦里嫩了。

  添加的这门《管子》,是不算成绩的,就是鼓励读书人,不只读儒学。

  科举侧的改革。

  朱祁钰点头说道:“善。”

  等学完了管子,再学襄王的利柄轻重论,再学朱祁钰的财经事务,那么大明在财经事务这块的短板,就算是彻底补齐了。

  于谦拿出了一本很厚重的书说道:“陛下,臣注解了《管子》,还请陛下御览,若是等举子入京,则每人发一本,省的殿试时候,什么都不会。”

  于谦这哪里是《管子》,分明是考纲!

  朱祁钰拿过了那本厚重的管子,除了少数篇散迭之外,其余的都有了注解,这是于谦所注的内容。

  他翻动了两眼,深吸了口气问道:“什么时候开始有注解《管子》的想法的?”

  于谦认真的回想了一下,有些不确定的说道:“陛下第一次总论财经事务之后,臣与陛下谈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之时,就已经开始注解了。”

  “或许更早。”

  朱祁钰握着手中的《管子》点头说道:“于少保,国之柱石。”

  “臣的本分。”于谦赶忙说道:“其实就是读书,不费什么心力。”

  自从京师之战后,于谦很少有费心力的时候了,去河套、南下平叛,都跟旅游一样,看看大明的大好河山,他很少像土木堡丧乱之后,那般日夜寝食难安了。

  国有英主,他能多思考一些国朝前进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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